史蒂夫·汉密尔顿
一九六九年
至少自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曾对来自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白人工人说“去组织你们自己的人民群众”时起，运动便模糊地意识到，它应该与贫穷的白人工人相联系。然而，运动参与者倾向于或者认为，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当代的政治（更）积极分子是学生-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通常是职业家庭。令他们中的多数感到震惊的是，工人阶级，甚至是其中的年青一代对美国社会的状况知之甚少。而这是他们在过去几年所学习的。无论如何，许多激进的学生社群疑虑重重，认为与贫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沟通有困难。蓝领工人的落后性质已经进行了许多理论化，而其依据则微不足道。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左翼必须知晓的更多，才能到贫穷的白人工人中做工作。毕竟，他们相信最绿的牧场不会自己跑掉。于是，与其他激进派一起加入T训练小组（T-groups ）和猎枪协会。这种讽刺是针对左翼倾向的，而非兴趣小组。
大约一年前，我们几个人搬到了一处工人阶级社区，尝试做些事情。现在就衡量这样做的成就为时尚早，从我们有限的经验里也很难总结出什么。我们意识到，当知之甚少时，就总结如此广泛的话题，只会带来很多坏处。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从该领域已有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因此，我们将介绍一些我们关于工人阶级组织方向的经验、观点，以及这对于左翼的意义。
位于伯克利北方十英里的里士满是一座人口85000的工业城市。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城市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湾区的文化和政治氛围格格不入。当从伯克利或旧金山的游客来到这里时，他们会觉得仿佛置身五十年代。里士满只有一座剧院，只放些适合女孩观看的电影。在周五晚上，青年男女们游览“主城区”，并在Doggie Diner（译者注：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快餐店）碰面。在这个“文化革命”的年代，除了模糊认同褐色贝雷帽（译者注：美籍墨西哥人的组织，活动主要围绕农场工人、教育改革、反战等）的奇卡诺人（指美籍墨西哥人），和一些在周末时从山里乘车去伯克利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外，当地中学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
战时的繁荣
里士满和其北方的圣巴勃罗可以看作是在二战时一夜建成的。其港口在当时是西海岸的造船和修船的中心。八万工人曾受雇于里士满的众多船厂和港口。绝大多数的工作数量众多且无需技术。许多工人在不同的船厂连续工作两班，在集体宿舍中睡过第三班后就开始下一天的工作。在当时，随着相关的工业和机械加工厂在当地开业，标普石油也来到了当地。这些工人中的大多数被笼统地称为“旱区难民”，主要来自德克萨斯、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因为在家乡失业而来到里士满谋生。这些人散居在洛杉矶、弗雷斯诺、特拉华，以及北加利福尼亚的里士满和圣巴勃罗。现在，这些人及其子女还居住在这里。
当时，里士满的居民群体主要是来自南方的低工资的非熟练工人。这些人最易失业，也最难平衡收支。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和消极特点：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男性沙文主义——统治阶级用来误导被统治者的歧路亡羊。此外，他们很少受到谁拥有政权的资产阶级幻觉的影响。他们知道，穷人没有掌握政权，他们所工作的工厂也不是为了他们的生计而从事商业活动。没有几个人不同意“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穷人，而不是大商人掌管国家，情况会变得更好”。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点，但认为这不现实，直到乔治·华莱士出现，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不畏惧冲突
当地人不畏惧冲突。他们一直这么做。如果他们的敌人手中持枪，他们也会如此，这不需要外人来说服。当然，问题在于，当矛盾激化时，左翼或者某个向乔治·华莱士这样的人能否指明他们的敌人。
我提到的里士满只是白人的里士满：当地有三成居民是黑人，聚居在北里士满的边界附近被铁轨圈起来的“铁三角”。这是一个非法人黑人区。这里是湾区最大、最贫困的黑人聚居地。黑人居民在战争年代搬迁到这里，白人工人同样如此。他们冲着工业界和政府招聘人员许诺的繁荣前景，从南方来到此地。工作稳定的黑人居民，通常能和白人邻居们一样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下承担相同技术要求的工作。目前，最贫穷的一些街区取消了隔离制度，当地学校相对来说也取消了隔离制度。
鲍勃·阿瓦基安和哈里·波利特在1967年秋天搬到了圣巴勃罗。他们最初茫然无措，只是坚信如果左翼不开始与工人阶级联系，很快就只会剩下嘴炮。哈里找了份工作，鲍勃则积极参与湾区的自由与和平党的活动。在最初几个月里，他们没有做成任何事，但是熟悉了当地环境，认识了一些人。我在十二月的“停止征兵周”结束时搬走了。
我们赞同参加人民的观点：要在政治接近人民群众，你得在生活方式上保持一致，面对相同的问题（例如：避免失业），成为人民群众的朋友而非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对于那些愿意这么做，不认为自己知晓所有的答案，且愿意向人民学习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事实上，在如此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觉得与原有的运动文化内部特征产生了隔阂。
所以你不必成为超人，但大多数人需要经历些变化——我们也是。但是这种斗争并不新鲜。例如，早年中共派遣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下乡组织农民群众时，这些干部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干部一开口，瞌睡虫来了。”此时应该时刻谨记毛提出的原则：“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到人民中去”。但是应用这些原则来查看美国左翼的经验与态度时，我们发现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却鲜为人知。毛曾经提出过一条简单的标准来评价一个青年人是否是革命者，即，看他是否愿意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们接触的人主要是已婚或单身的青年人。我们会“一起去喝点”（我常这么说），帮助我们认识的人，为他们在法律上的麻烦或与猪（译者注：指警察）的纠纷提供建议。我们会直白的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我们在墙上张贴休伊（译者注：黑豹党创始人）的海报，与当地一些人一起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报复性骚扰，在午夜里四处张贴海报（最受欢迎的一张名叫“自由与正义为人人”，上面画着警察侵犯自由和正义）。
我们被迫搬出第一个住处后，找了处更大的地方，那里有不少长期和临时住户。里士满当时有了她第一个“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休伊的画像俯瞰着里士满地区最具活力的社会活动。
当人们逐渐认同我们的政治观点之后，他们很快也开始支持休伊和黑豹党的激进的反猪立场，然后“释放休伊”成为口号。这种变化让里士满和圣巴勃罗的猪们非常吃惊和不满。
这段时间里，当地的一些男性和少数女性青年开始帮助我们散发政治传单，或者口头宣传我们的主张。通常，这让猪们紧张不已。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组织（即帮助因此入狱的青年们出狱，为他们找律师，回避征兵，解决就业和福利问题），以及，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种族主义和猪警察、政客和商人之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幸的东西。
代沟
我们知道有很多关于工人阶级中的代际差异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大致无误，却被稍显过度的用于附和关于“文化革命”的一些分析。而实际上，很多青年工人在看到中产阶级的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表现出反抗精神时，也可以对后者产生认同感——尤其是当后者能够严肃起来主动反抗警察时，因为他们并不想父辈一样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年长的人通常都需要通过长年的辛苦工作来获得还过得去的生活。不管他们对老板、政府和当地大人物的感受如何，如果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会感到很幸运。对一个工人来说，一份工作对他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除非他特别强烈地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傻逼。而当代的很多年青人对工作的看法，则和他们的黑人同事接近：“奴隶”。年轻工人对黑人与学生的认同感可能有很多成因：黑人朋友，偶然读到的一份地下报纸，一起吸大麻，听灵歌。但是工人们——就像黑人——无法像学生那样应对外力。他们没有学生能做的选择。当他们已经组建了家庭（多数男性在二十岁、女性在十七岁结婚），每天需要为饭钱和账单奔波。从性质上来说，年轻工人与他/她们的父辈面对着相同的问题，而与学生的有所不同。当年轻工人们的不满不断增加，进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文化与政治观点时，他们的父辈应当尽力倾听。这就是阶级异化会给现有的文化异化添加政治因素的情况。
政治问题
现在我会介绍一些我们将当地社区与政治宣问题相联系的尝试。这涉及了一些我还没有提及的方面——当问题出现时，尤其是问题与种族主义有关时，如何向更广阔的社区做宣传。这是工人阶级组织策略必需的一部分。从这里介绍的经验出发，我们会提出一些推论：人民群众会如何讨论这些问题，以及左翼——甚至是校园左——该如何参与这样的讨论。
最初，我们尝试在圣巴勃罗的一个经济机会局（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下的社区组织开展工作。这个项目最初由当地的一些大人物、追逐权力的人启动。他们希望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微薄但稳定的利润。当地的牧师和一些热心的志愿者曾经想参与这个项目却被拒之门外。我们与这些被拒的人一起工作，并散发了一些传单来揭露这个项目的“无为”政策。而他们则从房东和当地警察那里拿到了我们的信息，然后在传单里把我们描述成“赤色分子”进行迫害。（虽然我们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但是“赤色分子”的标签通常不会帮助我们与群众展开谈话。）
我们当时的行动显然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没人真的在乎针对我们而散发的传单。尽管人民群众暂时获胜了。然而，我们当时找不到方法来从官僚主义手中把这个项目改造成名副其实的社区工会。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社区活动要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我们就不得不用激进的观点看待问题。这意味着激进的领导和政策，无论事情一开始有多小。这种努力才能吸引参与者，而这些参与者将与我们一同工作。
工会工作
稍后，我们按这个原则开展工会工作。工会领导人显然不会想把名下的组织改造成革命组织，而我们也不能指望一开始就在各种政治问题上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但是只要采取合适的行动，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类似“和平与自由党”这样的组织，来接触愿意了解和倾听的工人，并将此作为一个独立的运动。
我们参与的下一个活动是一次工会罢工。在“本地机械师（Machinists Local 824）”的工作合同到期后，我在瑞美的一处工厂找了份工作，干了几周。这里的工资很低，面对由此带来的不满，工厂方面和其他地方一样小器；工人们当时准备好了通过罢工来改善处境。对此，老工人比年轻的同事们更焦虑。同样的现象，我在另一处工厂参加罢工时也见到了。老工人已经在这工作多年，未来还计划接着在这干。在合同到期日的前一周，工人们开始相互传话说，所有人要拒绝加班，以便让工厂在预定罢工期间断货。当时，有个年轻工人为了家庭而不得已选择加班，一个老工人说：“哈，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结果还是自己倒霉。”他们开始罢工后坚持了六周。
之后有另一个之前的学生加入我们，主要参与研究工作。他来写，我们印。其中一份传单是这样的：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会议的图片上，有一个人的头像上打着圈，“这人是谁？”。这人是R.W.道林，控股瑞美。这份传单里罗列了道林和瑞美在世界各地的巨额投资及其利润，以及和查尔斯·恩格尔哈特的合作关系。后者是被称为现实生活里的“金手指”，通过管理“维特沃斯兰德本土劳工协会”来让南非后进地区的黑人在矿井和工厂里以极低的工资卖命。这个传单的主题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人人耳熟能详。当外地人来这里加入纠察任务时，可以拿到这样的传单。
公司决定动用卡车。郡警察列队开道，管理层亲自驾车，满车的打手殴打流水线边抵抗的工人。最后，七个工人被捕，其中有四个是黑人。作为反击，工会成员晚上来用铁链锁了工厂大门。
瑞美工厂毗邻贫民区。在工厂对峙的同一天，贫民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因为被怀疑待在被偷的车里而被射杀。黑人社区因此开始自发游街。这引来了国民警卫队，随后的骚动里许多商店被洗劫，当地最大的家具商店被烧成平地。最后，士兵们肩并肩地包围了贫民区，刺刀冲里实施宵禁。
联系群众的问题
在我们的另一个传单里，内容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画有瑞美工厂，讲述工会成员们在地址警察的进击。另一部分，则是持散弹枪的警察在街道墙角射击的照片。我们在市议会前召集了一次集会，提出两组要求：1）要求市议会通过条例禁止任何破坏罢工的行为，禁止使用钉头锤，不起诉机械厂的工人，开除殴打工人的警察；以及2）下令撤走占据贫民区的五百名警察，释放因暴动被捕的黑人，立法将向逃跑的嫌疑人开枪的做法设为非法，并将枪击黑人少年的事件定性为谋杀。
我们沿着纠察线、去其他工厂和商业中心散发传单。我们借此发起了一些热烈的讨论，但是包括瑞美工厂在内的白人工人对这些事情的反映不好。虽然白人工人不欢迎警察介入自己的生活或者罢工斗争，但是他们却支持警察进驻黑人社区。好在，当最初的激动情绪平息后，我们可以和白人工人达成一些共识：白人警察歧视黑人，黑人或许应该有权自己维护治安。
要使白人工人直面种族主义的问题，需要耐心工作。黑人权利运动里的激进言辞是面向黑人的；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将这些问题以及需求转达给白人。我们觉得，在尝试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上，我们做对了。
参加这次集会的，有我们的一些黑人朋友和来自和平与自由党的旧识，也有一些新面孔。而市议会在参加集会的黑人群体和自由派的压力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警察只能在自卫时开枪射击。
揭露真正的敌人
集会之后的一周里，里士满的商人们组织起宣传攻势来试图撤消这项决议。在之后的一次市议会上，两千人出席来“保卫警察”，而其中的商人代表则是发言最多和最体现种族主义的群体。结果，之前的决议被撤消了。而黑人社区的应对则是发起黑人抵制活动。对此，我们发行了一份传单来向白人解释：像商人那样的种族主义的做法，实则是商人、地主和工厂主们在试图从贫民区居民身上——必要的时候在枪口掩护下——获利；以及，这样的利润环境不可能持久，白人支持黑人获得公正的待遇也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在商店区散发传单时得到了和平与自由党的支持，这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组织和黑豹党的合作关系。和平与自由党是里士满当地的一个小组织，其成员常年坚持在像“黑人少年枪击事件”这样的问题上为黑人社区提供帮助，而非满眼只有选举政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认同该组织的做法并与其合作，但同时也从白人工人阶级的角度制作和散发传单。
最近，我们与和平与自由党以及黑豹党一起参与了社区控制警察的运动。这与伯克利和奥克兰的一些活动不谋而合，都主张建立专管黑人社区的警察局，以及在白人和黑人社区实现警察局的社区化和民主化管理。如果有来自黑人社区的足够的支持，这个活动可以变得有影响力。而我们则尽力支持这一活动，并且在活动中与白人讨论黑人解放的问题。
为何选择种族主义
我们在当地社区的宣传活动大多涉及种族主义。这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接近人们的最佳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如果不能尽快地帮助白人和黑人沟通，那么随着黑人解放斗争变得激烈，大部分白人会做出负面的反应。
尽管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众基础，仍然可以通过持续的工作来为白人社区的居民增加政治理解。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事情按我们制定的时间表发展；即便能做出这样一份时间表，种族主义也必然会包括在内。我们必然要设法在白人社区争取尽可能多的激进基础，以支持黑人提出的革命性分析和方案，并且设法让大众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正如左翼需要找到办法让美国人民在越南人民实现革命变革上保持中立那样。只有这样做，才能帮助各族劳动者摆脱压迫者。
人民胜利的原因在于，越南战争既有损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也有损于越南人民的利益。我们受到共同的敌人的压迫。同样地，针对黑人社区的暴力活动也有损于白人工人，而制止这种活动与退出越战同样紧急。
组织群众的方式和方法应当始终从属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策略。否则，我们可能会逐渐变为改良主义或谄媚选民的民粹主义。
我们关于选举的传单取得了意外的结果。传单的标题是：“警告！这些人极端危险！”，标题下是尼克松，汉弗莱，华莱士的头像。传单上对汉弗莱的评论包括：赫伯特·霍雷肖·汉弗莱，又名“脆蛋”，又名“傻子”。
在五十个州进行诈骗、偷税、武装抢劫和谋杀。汉弗莱是犯罪机器“民主党”的领导者，并在上一年以“税收”骗局盗取了一千亿美元。犯罪所得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危险武器，如坦克、炸弹、导弹等。其中的多数已用于在越南的非法活动——杀死三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越南人。“民主党”表面上以各种手段从工人和小业主中获取选票，实则仰赖大人物提供的资金。作为回报，汉弗莱机器向美国各地派遣了六万美国人与同胞战斗和保护这些“朋友”的财产。汉弗莱的一系列政策摧毁了美国经济，使大企业获益，而广大纳税人的家庭债务（包括：家具、家用汽车、抵押品等）在过去八年里增加了1550亿美元。汉弗莱本人则得到了接近100亿美元，同时也打击了其竞争对手，“共和党”。
传单的背面则鼓动读者抵制选举。背面的标题是：“何必为邪恶投票”，详细内容包括：
没有这些眼里只有钱的候选人就好了（原文为：NONE OF THE TH$EE MAJOR CANDIDATES IS ANY GOOD）——这点众所周知。无论他们在竞选活动里做了多少许诺，无论多少次他们说他们是为选民服务的，金融大亨们总找到办法花钱收买各自眼中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并且总是报着共同的欲望：借此从美国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血汗、泪水和税金里赚钱。
以及，
只有一个方法能改善现状：所有的工人和小业主——即美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合作掌握管理自己的权利，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免于掌管国家的商业暴君们的摧残。
选举前夕，我们开始在工厂和商业区散发这个传单。这次，我们有意包括了我曾经工作过的三处工厂。这些地方的工人里我认识很多人，我们的一些朋友也在这里工作。相对来说，这些地方的工人更能接受我们的宣传。
很多人，包括华莱士的支持者，都很支持传单里的观点。他们很吃惊的发现居然有人会这么直白的说出了他们所感受到的事实：美国的政治，政治机制与政客令人恶心，因为他们从不把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很多人比我们更清楚，大企业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扼杀公众的各种方式。
很多人在种族主义和一些问题上不太敏感，劳动人民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他们的客观状况，例如：生活变的越来越艰难；物价在增加，工资跟不上，税收没减少。无法控制物价，于是人们作为纳税人只能选择质问：增税是否必要；向谁征税；税收用在哪里。
税收的主要部分，自然是用在帝国主义方面，例如：军事机器、对外援助、战争、航空。所有的花费都以冷战为借口，实则只为最强大的公司提供利润。而这些公司里真正的受益人只有一小撮人，也正是这些人在资助总统候选人和实际上控制着政治机器。
有个历史共同点需要铭记：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激进的思想的原因是现实问题与道德顾虑的冲突，而对工人阶级的人民来说，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劳动所得却由它人支配。因此，工人阶级激进的基础是反资本主义。
我们也知道，在大规模发生这种情况之前，工人阶级的状况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而要实现这种可能，我们必须为此奠定政治基础。左翼必须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与随之而来的当代民族解放斗争，虽然这些危机还没有显现，但是会使人们对“公司自由主义”的信心更快丧失。这一趋势在上一次的选举和华莱士的崛起中得到了显现。工人群体会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或者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借民粹主义的掩护坐大。这两种倾向都存在，如果我们将工人阶级的多数划到后者的范围里，这将会是我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学生的角色
学生背景的人大量进入工人社区还尚需时日。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更关心地是左翼的方向和目前的成分下所能做的。
左翼必须分析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并且需要从工人群体、阶级权力及其对国策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因为人民群众目前正需要这样的分析。这意味着要揭示和解释越战等国策的形成机制，以及谁从中受益。这也意味着进行讨论，得出资本主义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结论。此外，我们也需要说服人民群众我们自己是在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这首先需要左翼开始帮助工人群体解答疑惑，看清楚他/她们是怎样被糟践的。
我们可以在关于具体问题发动宣传攻势的过程中融入这样的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包括：工厂和矿井的安全立法；关于（将在今年通过的）禁止工会和冻结工资的立法项目；尼克松的为增加失业率服务的财政政策；联邦、州和地方的税收措施。最基本的问题是税收，因为钱的流最清楚地说明了谁亏谁赚。而在攻击税收问题时，应当以和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话题为目标，例如：军费、对外援助。
面向人民的服务中心
实施这项计划的组织载体可能会在现存的激进学生群体中形成，甚至是仅仅为了选举政治而存在的各类组织中形成。对于因支持黑人解放和反战的形象被公众熟知的组织（如加利福尼亚和平与自由党）来说，这样做也是有益的。
学生运动也与这类项目产生联系。学生们认识到，大学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的机构。他们应该认为，自己的学术工作、政治参与应该只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反过来疏远这个过程。事实上，目前进行中的校园斗争的目标是迫使大学来为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个角度本身非常正面，当左翼开始就与白人工人阶级有关的话题开展工作时，也可以将其包括进来。
可以就华盛顿的决策机制、税收政策等背后的因素开展研究。也可以由学生来决定校园课程的内容或者大学政策，用来应对诸如税收、警察机构的社区化管理、租金限制等同时影响到工人群体和学生的问题。
当前的校园运动急需这样的观点来改变校园运动里常见的死循环：起初是伴随着运动形成感觉的一次成功行动；大量的学生被吸引；自由派夺走了大多数学生，而更激进的学生变得气馁，对任何计划的政治效果感到绝望。随着镇压的加剧，这些低落情绪将更大的影响。只要校园中的政治领导能够将这段时间的情绪转化为行动，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但是无法提供与社会其他方面相关的长远观点，使最终的胜利仅仅是看起来可能。
远景
现在我会回到原本的话题上，关于工人阶级社区工作的话题做总结。我在这里大量讨论了左翼如何与工人群体联系起来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里士满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工作并非“社区工作者完成日常任务”，而是与整个运动的意识形态、战略、阶级取向息息相关。
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会以各种形态出现，其与运动的关系也会千差万别。目前，人们已经学到了如何在社区中开展工作，更多地是在社区工作中的禁忌；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找到切实可行的具体的组织形式。工会内部的激进核心小组取得了一些成功。在里士满，我们在试图建立一个积极采取行动的社区组织。这个组织将由工厂工人、待业者、本地学生组成，以公开的激进政治观点和态度为基础，有着明确的工人阶级定位，并以“为人民群众服务”（帮助人们解决日常问题）和帮助我们的人民理解政治问题作为并行的工作目标。
我们认为报纸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这张报纸载有政论文章，提供涉及人民权利的信息，外加一些体育和日常新闻等等。这份报纸会明确地声明与上述组织的关系，提供接触渠道，并帮助该组织树立政治形象。我们参与的一些运动，例如：警察机构管理的社区化、支持罢工等，在当地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带领下将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夜间突击张贴海报和其他兼具趣味的政治活动，也会帮助培养斗争精神和同志关系，不过这有可能在群众尚未觉醒的地区带来反感。
我们甚至有有可能最终获胜，如果能谨记毛同志的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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